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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真正的对手是中国的小弟弟华为。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华为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虽然大部分人并不关心它做的路由器产品。因此,在这里也就不用赘述华为的故事和成功经验了。作为一个民办企业,华为虽然得到了政府的一些帮助,但是,它能够发展起来它一开办就定了一个高起点、还靠私营企业的高效率和员工的勤劳。华为公司比思科成立晚四年,早于Juniper八年。华为创办时起点就很高,当时邮电部下面的一些研究所还在和AT&T等跨国公司谈二流技术的转让和合作,任正非直接就定位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且短短几年就开发出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08程控交换机。2006年,华为的销售额已经到达650亿人民币,大约90亿美元,是Juniper的两倍。值得一提的是华为销售额的三分之二来自海外,这和房地产销售因泡沫经济的虚高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前者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因此,华为已经成为思科在世界上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IBM的这个结果呢?虽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三个:IBM的基因,反垄断的后遗症以及微软的崛起。当然,虽然信息革命的浪潮将英特尔推上了前沿,英特尔还必须有能力来领导计算机处理器的技术革命。英特尔的CEO安迪?格罗夫在机会和挑战面前,最终证明了英特尔是王者。英特尔起步的八十年代恰恰是日本的十年,当时日本股市的总市值占了全世界的一半,日本东京附近的房地产总值相当于半个美国的房市总值。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半导体公司都在日本,PC里面日本芯片一度占到数量的60%(注意:不是价钱的60%)。以至于日本有些政治家盲目自大,认为日本到了全面挑战美国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怀疑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是否会落后于日本。但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全世界半导体市场就会发现,日本的半导体工业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芯片上,如存储器等芯片(即内存),而全世界高端的芯片工业,如计算机处理器和通信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全部在美国。八十年代,英特尔果断地停掉了它的内存业务,将这个市场完全让给了日本人,从此专心做处理器。当时日本半导体公司在全市界挣了很多钱,日本一片欢呼,认为它们打败了美国人。其实,这不过是英特尔等美国公司弃子求势的一招棋。1985年,英特尔公司继摩托罗拉后,第二个研制出32位的微处理器80386,开始扩大它在整个半导体工业的市场份额。这个芯片的研制费用超过三亿美元,虽然远远低于现在英特尔新的处理器芯片的研制成本,但在当时确实是一场豪赌,这笔研制费超过中国当时在一个五年计划中对半导体科研全部投入的好几倍。英特尔靠80386完成了对IBMPC兼容机机市场一统江湖的伟业。黄金城棋牌游戏大厅下载手机版惠普从安捷伦的上市得到了一笔可观的现金,这笔现金帮助惠普渡过了几年后的难关。现在,菲奥莉娜必须拿出真本事把瘦身了的惠普搞好。很遗憾在她的领导下,惠普的核心业务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它在工作站的业务上远远落后于太阳公司,后来干脆退出了竞争。在微机领域,它离领先者Dell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毫无扭转迹象。在打印机业务中,它卖打印机挣墨盒的如意算盘根本打不响,(我们在后面还要分析其原因)。在打印机市场上,惠普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但是市场份额却不断被日本公司佳能和爱普生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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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硅谷的库帕蒂诺市(Cupertino)找房子,有一次来到了一个办公楼和公寓混杂的社区,那里到处是各种颜色的、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那里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iPod和iPhone的制造者苹果公司的总部了。那时苹果公司还不太景气,想把办公楼租给刚刚开始腾飞的Google(谷歌)。幸好这笔生意没有谈成,否则,那片狭小的社区无论如何是容不下当今两个发展最快的公司。硅谷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坦福大学多方位的支持。很多当今世界上IT领域的领头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它们包括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雅虎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制造处理器和工作站的MIPS和SGI公司、世界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世界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公司Webex等,另外在非科技领域还有著名的耐克(Nike)公司。此外,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前董事会共同主席JimAllchin也毕业于斯坦福。斯坦福在商业界和科技界创下的这种奇迹是世界上任何其它的一流大学都无法比拟的。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呢?这要从它的发展、它的文化说起。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黄金城棋牌游戏大厅下载手机版最早看到这个现象的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Moore)博士。早在1965年,他就提出,在至少十年内,集成电路的集成度会每两年翻一番。后来,大家把这个周期缩短到十八个月。现在,每十八个月,计算机等IT产品的性能会翻一番;或者说相同性能的计算机等IT产品,每十八个月价钱会降一半。虽然,这个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几十年来IT行业的发展始终遵循着摩尔定理预测的速度。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信息科技产业的生态链。这一章是它的姊妹篇,我们将介绍信息产业的其它规律。其实很多观点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再系统地介绍它们,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信息科技产业的变迁的内在原因。在其它领域,情况相似。在网络路由器领域思科是老大、Juniper是老二;在互联网领域Google是老大、雅虎是老二。在IT服务领域,IBM是老大,惠普和太阳是老二、老三。虽然每个领域的领头羊占得市场份额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是比其他所有公司的总和还多。但是,正是由于惠普的产品线太长,惠普内部非常混乱,进一步发展包袱很重。而且,惠普很多产品之间毫不相干,无法形成优势互补。因此,为了今后的发展,惠普必须在产品上进行调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公司调整和重组的最简单、经济上最合算的做法就是将一些部门从公司剥离出去单独上市。惠普选择了这种做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卖哪个部门。虽然风险投资的目的是追求高利润,但这些高利润是它们应得的报酬。我对风险投资家的敬意远远高于对华尔街,因为风险投资对社会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而华尔街经常会起负面作用(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油价暴涨就是华尔街造成的)。风险投资通常是为创业者雪中送炭,不管创业成功与否,它们都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更新。而华尔街做的事,常常是将一个口袋里的钱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并从中攫取巨大的财富。

摩托罗拉至今都看不起三星和诺基亚不重视核心技术、只在外型和功能上搞花架子的做法。摩托罗拉一直认为技术和质量是产品的关键,因此我说它是IT业的一个贵族。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远不够。今天,至少在手机行业,各个公司产品在硬件技术上差不到哪去,设计一款手机的硬件和当年在中关村攒一台PC一样容易。现在的手机里面没有几个芯片,而且核心的只有一个,只要到TI去买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无数手机品牌的原因。)因此手机的质量都不是唯一决定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今天所有手机的质量比二十年前都有很大的提高,今天质量差的手机也比二十年前质量好的手机质量更好,也就是说质量差的手机也凑合能用。要想在今天的手机市场上(尤其是在亚洲)站稳脚,功能、外观的设计和质量及技术含量同样重要,商业和市场的开拓更是不可偏废,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和后进入手机市场的公司几乎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现在,大多数人认为,这是AT&T走向衰落的开始。但我认为,AT&T并没有因此而伤筋动骨。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年里,AT&T的业务得到长足的发展。虽然丢掉了市话服务,但是,它作为一个通信设备供应商,依然是市话通信设备几乎唯一的供货商。而且,虽然有MCI和Sprint两个长途电话竞争者,AT&T仍然控制着美国大部分市场,利润十分可观,足以维持贝尔实验室高额的研发费用,使得AT&T在通信和半导体技术上仍然领先于世界。到一九九四年,它的营业额达到近七百亿美元,大致等同于今天它和SBC合并后的总营业额。从斯坦福大学孵化出的高科技公司首推太阳公司(SunMicrosystems),它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并直接与中国政府开展技术合作的计算机公司。在2001年的高峰期,太阳公司在全球拥有五万雇员,市值超过两千亿美元,不仅是它今天市值的三十多倍,而且远远超过今天市值排名第二的Google的一千七百亿美元、和排名第三的IBM的一千六百亿美元。它的办公面积超过五十个足球场(四十五万平方米),并且还有十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办公楼正在建设中。太阳公司不仅打败了包括IBM在内的全部工作站(WorkStation)和小型机(MiniComputer)公司,而且依靠它的Solaris(一种Unix)和风靡世界的Java程序语言,成为在操作系统上最有可能挑战微软的公司。太阳公司不乏能人,它不仅为Google培养了CEO埃里克.施密特和首任工程部副总裁韦恩.罗森(WayneRosen),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今天Google工程部门的基础。当然世界之大必然能够出现一些成功改良自己基因,并成功转型的公司。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介绍诺基亚如何从一个木工厂变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通用电气如何从一个电子公司变成一个以银行业为主的跨行业的商业巨子,以及3M公司如何成为一个综合领域的常青树。

要做到高回报必须首先选对题目。一个好的创业题目最要紧的是具有新颖性,通常是别人没想到的,而不是别人已经做成功的。很多创业者喜欢模仿,虽然这样也有成功的可能,却不可能为风投挣到几十上百倍的投资回报。比如中国九十年代出现了很多做DVD机的厂家,早期的几家挣到了钱,后面的几百家都没挣到什么钱;其次,创业的题目不能和主流公司的主要业务撞车。九十年代时,风投公司对软件公司的创业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做的事情,微软有没有可能做?”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回答“可能”,那么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接下来就会说“既然微软会做,你们就不必做了。”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总合伙人又会说“既然微软不做,看来没必要做,你们做它干什么?”二零零零年后,风投公司还是对软件和互联网的创业者问这个问题,只是微软变成了Google。这个例子说明,如果创业的项目和微软和Google这样的公司的业务有可能撞车,那么失败的可能性极大。1998年,苹果走投无路的董事会不得不把他们十三年前赶走的乔布斯请回来,执掌用乔布斯的话说“底下有个大洞的船”。在美国,董事会赶走一个公司创始人的情况虽然不常见,但还是发生过的。但是,再把那个被赶走的创始人请回来执掌公司,不仅以前没听说过,以后也很难再有。黄金城棋牌游戏大厅下载手机版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很多大的风险投资公司都跳过这一轮。一些更加保守的风投基金只参加最后一轮的投资。有些清清楚楚地说明在下面几种情况下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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